陈雷回忆16：两次胜利的战斗使我们行踪暴露我们决定分兵行动

  时至5月初旬，黑龙江省的严冬终于过去，春天终于到来了。此时，天气转暖，草木萌生，正是抗日游击活动的大好时光，但是，由于部队分散，无法统一部署军事行动。因此，我们很挂念分散在各地活动的三路军部队，希望尽快与他们取得联系。总指挥张寿篯更是天天盼望能有交通员到指挥部来。

  5月中旬的一天，我们终于盼来了第三支队的两名交通员，一位叫李国君，一位是李俊。后来，李国君在日本投降后由于参加了地主武装，被我民主联军击毙，李俊仍健在。他们带来了三支队长王明贵同志给总指挥写来的报告。他们的任务就是来与总指挥部取得联系，并接受新任务的。两位交通员随身带了点小米。我们在漂筏河沿岸的深山中已有一个多月未见到米粒了，这时才算喝了一顿稀米汤。

  两位交通员只呆了一天。张寿篯命我以宣传科长的身份到第三支队去负责政治工作。因为当时三支队极缺政治工作干部，思三支队去负责政治工作。因为当时三支队极缺政治工作干部，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都有待加强。于是，我便随交通员奔赴三支队的工作岗位。

  这时，我已经经历了三年多的政治、军事斗争的锻炼和考验，有了一定的独立工作上的能力，对于总指挥交给我的任务，有充分的信心。因而与总指挥分手时，我的心情是愉快的。另外，我也确实为指挥部在漂筏河及深山老林里没有吃粮而着急，我想要尽快地找到三支队，以便把给养送到总指挥和同志们身边，以解他们的饥饿之苦。

  5月21日，我们离开总指挥部西进。5月的山林，背荫处虽仍有积雪，但已是融化得斑斑驳驳了，山坡野草已经泛绿，针叶树上已经吐出嫩叶，阔叶树枝上也已出现绿芽。空气清新，到处是一片生机。走了3天，到达北黑铁路附近。此时，铁路两旁还是一片荒野，日本侵略者运输掠夺木材等资源的列车不时开过。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三人迅速越过铁路，来到德都县境内，直奔朝阳山而去。

  朝阳山在德都县西北部，这里曾是抗联三路军总指挥部的后方基地。一路上，我们不时能够正常的看到抗联三支队宿营之后的些许遗迹，如烧完的柴灰等，还有留下的脚印。仔仔细细地观察，我们得知这么多东西虽然隐蔽得很好，但逃不过我们抗联战士自己的眼睛。从遗迹来看，部队离开的时间不会太长。

  5月26日，我们到达嫩江支流克勒河（科洛河）边。河不宽，但由于刚下过雨，水势很大。个人会使用树枝和小树干编了一个木筏，顺利地渡过了克勒河，过河之后，我们便进入深山之中，来到了预定与三支队接头的地点。接头处是在一个山凹中的一棵大松树下。我们得知松树下隐隐有三、五个脚印，但未曾发现来人。我断定，队伍就在附近不远的地方，我们就在离松树不远的地方隐蔽起来。但是，等了两天不见来人，我们带的粮食已快吃完，两位交通员着急了，要求再到另一处接头地点看看。我想，树下脚印是新的，队伍不会走远，已经等了两天，如果此时离开，很可能会错过接头的机会。在我的劝说下，他们同意再等两天。

  我们在山凹里又等了一天，仍不见来人。我的心中也暗暗着急起来。是队伍走了？还是出现了敌情？我不得不筹划下一步的行动。我便把仅有的一点点粮食分出一部分，以备到第二个接头地点之用。等到第四天（5月29日），天刚蒙蒙亮，我们三个人同时听到了三声敲打树木的声音。啊！这不是联络暗号吗？我们差一点喊出声来。但我们都抑制住内心的喜悦，从树枝缝中仔仔细细地观察。两位交通员认出了来人正是三支队的张子荣和梁成玉，这时我也认出他们了。于是我们三人跃出隐蔽点，五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高兴得几乎要欢呼起来。

  第二天，我和两位交通员跟着梁成玉和张子荣走出山凹，沿克勒河西行。河北岸山峦起伏，林木苍翠，山脚下青草萋萋；此处山虽不算很高，却也比较险要，是进行游击战的好地方。

  大约走了十几里地，隔河相望，我发现河南岸的小山丘树林外的草甸中有马群，断定三支队的队伍就驻扎在对岸的小山丘上。果然，张子荣和梁成玉发出信号，对岸撑过一只不大的木筏，把我们接到了南岸的树丛中。我和支队长王明贵紧紧握手，他对我的到来极为高兴。我把总指挥的信交给了王明贵同志，同时也将张寿筏同志派我来担负政治工作的指示作了口头传达，王明贵同志说：关于你的工作总指挥给我的信已经说清楚了，让我们和王钧同志一起来挑三支队这付重担吧！王钧同志是这个支队参谋长，后来也兼过政治主任，所以战士对他有时称参谋长，有时也称为主任。

  当天晚上，第三支队开了一个晚会，一方面庆祝与总指挥部取得了联系，一方面也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晚风习习，篝火通明，山野之中充满了战士们的欢声笑语。回到这些身经百战的战士们中间，我感到充实、振奋，浑身充满了力量，也充满了一种战斗的渴望。

  王明贵同志把我介绍给全体指战员。三支队中有许多战士是原来我在抗联六军教导队时就认识的，见面之后自然更感亲切。王明贵、王钧同志在晚会上都讲了话。他们盼望全体指战员团结一致、克服一切艰难困苦，继续坚持黑嫩平原的游击战争，扰乱敌人后方，以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在关内的抗战。在他们讲话后，我也讲了几句话，表示愿与大家团结合作，向他们学习以及共同战斗的愿望。

  三支队在前一段的活动中打了不少胜仗，给养比较充足，马匹也很多很好，是一支机动性比较好的骑兵部队。支队长根据我的建议，决定立即派人给总指挥部送去给养。

  6月初的一天，部队沿克勒河右岸山区北行。走了几天，到达嫩江县境内四站的蔺家屯附近。蔺家屯虽然不大，但这里有日伪的封锁线，保护日本侵略者在这一带的林业和矿山企业。为了避开敌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决定夜间行军，冲过敌人的封锁线。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百余名骑兵队伍沿蔺家屯北部山路向西北方向疾驰而去，敌人尚未发觉，队伍已顺利越过封锁线，进入蔺家屯北部的山区安全地带。此后十几天来，我们昼停夜行，在小兴安岭山林中行军，寻找袭击目标。6月22日，到达罕达气附近。

  罕达气是嫩江北部日本侵略者开采的一处金矿。这天清晨，在离罕达气不远的阿拉气沟附近的山坡上，我们得知从罕达气方向驶来两辆马车，上面坐着几个伐木工人。我们的哨兵拦住马车，探询罕达气情况。他们介绍的情况，我们不难发现到，罕达气金矿驻有40几名矿警，别无武装。于是决定袭击该地。伐木工人主动提出愿为我们带路。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从阿拉气沟向罕达气逼近。大约走了三、四里地来到一处炭窑。我们在这里吃了午饭，喂了马，讨论制定了作战方案，稍事休息。黄昏将近，部队开始行动。向前走了十七、八里山路，来到一处修道工人的住处，稍作停留。此时夜幕已降临，又值大雨刚过，山路泥泞，战士们下马步行，不时有人滑倒。但个个精神抖擞，又翻过了两道山岭，罕达气金矿的灯火出现在我们眼前。支队长王明贵和王钧同志在林木稀疏的山岗上观察罕达气情况，进行最后的前沿侦察。此时，阵雨过后，蛙鼓声声，虫鸣啾啾，到处是一片深山野岭特有的宁静景象。这战前的宁静，预示着激战即将来临。

  在一片树林中，我们乘骑留下，由几位战士看守（称打马桩子)。部队隐蔽前进。离金矿的围墙不远处有一层铁丝网拦住去路。我们用大斧砍开铁丝网。这时突然狗吠声起，接着就叫成一片。战士们疾速匍匐前进。在狗吠声中，敌炮台枪声骤起。这时我们已接近围墙，支队长下令冲锋。围墙不高，战士们互相踩肩而上，迅速翻过围墙，从东、南两个方向突入大院之中。八大队在王钧同志率领下首先解决了围墙四角炮台内之守敌，控制了大门，敌人成了瓮中之鳖。这时，我随支队长带七大队迅速包围了院内矿警队营房。战士们一边射击，一边高喊缴枪不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屋内的40多名矿警，在我们强大的火力封锁下无法展开火力，于是纷纷把枪扔出窗外，举手投降。与此同时，八大队的另一部分在一座日本人居住的房子前展开了战斗。这里住有几个金矿管理人员和技术员，他们是日本人，都有武器，负隅顽抗。八大队司务长邵士连负伤。王明贵下令用手榴弹予以消灭。战士们用手榴弹一阵轰炸，里面枪声哑了。

  战斗结束，已是凌晨。我们召集矿工及其他人员开会。我在会上作了演讲，向群众宣传全国抗战的大好形势，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殖民统治罪行，号召群众支持和援助抗联斗争。这次战斗缴获子弹1万5千余发，各种枪43支，以及粮食、布匹、战马等许多战利品。

  当天上午，我们把缴获的粮食、布匹分一部分给当地矿工，其余的我们带走，以充给养。中午，群众报告说，从孙吴方向有敌人的汽车在公路上开来，于是，我们便紧急集合，动员一些年青力壮的工人帮我们扛上粮食等战利品，拆毁两座小木桥，迅速撤出罕达气金矿。进入山林，我们告谢工人，让他们回家去谋生路。我们把不能全部带走的面粉、大米等藏起一部分。带足给养，又继续向西挺进。翻过几道山梁，把追兵远远的甩在了后边。当晚，我们的队伍在一道山沟中宿营。在这里，召开了一次全体指战员会议，总结了罕达气战斗的经验教训，奖励了有功人员。我在讲话中就这次战斗中军事、政治方面的不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我们队员的射击技术有待提升，战斗中的协同动作也有待改进，从政治上说，由于时间仓促，群众工作开展得不够好，未能动员一些群众参加我们抗日队伍。支队长表示同意我的看法，并请指战员们在以后的游击活动中加以注意。

  罕达气战斗之后，我们继续在小兴安岭的密林中行军。在一个傍晚我们涉水西渡嫩江。这时正赶上有林业工人在江上放木排。据放排工人告诉我们，敌人为了修筑公路，在八站和腰站中聚了大批工程所用的各种物资，并有国境警察队保护。为了破坏敌人的修路计划，打击日伪统治，支队部决定进攻腰站。

  为了便于队伍行动，我们把伤病队员安置在江西山里，不必要的行装也都卸下，部队一律轻装前进。安置完毕，由放木排工人带路，我们再度涉水回到江东，向腰站进发。

  6月29日夜，月朗风清，蛙鼓阵阵。经几小时行军，队伍已接近腰站。这里是敌人的一处重要的采伐集材场，漫山遍野都是参天的原始林木。我们在一个小山岗上稍事停留。支队长王明贵在参谋长王钧的协助下重新研究了战斗计划，分配了七、八两个大队的战斗任务。我负责作战前动员。罕达气战斗之后，士气很高，我在动员中强调，要发扬罕达气战斗中敢打敢拚的顽强作风，同时也要克服过去的缺点，加强各部分之间的配合。这时已是夜间十点，指战员们吃了一点随身带的干粮，部队就开始了行动。

  部队以纵、横队形向腰站逼近。横队负责搜索前沿，以防暗哨。整个队伍悄无声息，周围只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队伍行至离腰站2里许一个山凹，派出冲锋队，率先接近敌人住处。敌人岗哨高呼口令！未等敌人反应过来，我指战员奋勇冲锋，迅即将一座房子中的二十余名伪警察缴械，原来这是刚刚开来的讨伐队。这时旁边不远处另一间草房里的10余名伪警和10余名日军进行顽抗，我们以猛烈火力将房门封住，敌人几次企图冲出均未得逞。后来敌人在墙上挖出枪眼射击，继续死守。支队长见此状况，下令投弹。于是战士们一阵手榴弹猛炸，燃烧了敌人据守的茅草房，消灭了大部顽抗之敌，有几个残敌趁炮火烟尘的隐蔽逃到树林中去了。

  战斗结束，已是第二天的早晨。我们打扫战场，缴获步枪13支，子弹1800多发以及其他物资。击毙日军数名；我方司务长邓满林牺牲，伤4人。

  队伍迅速转移到东山，稍事休整，即带上伤员和战利品，在中午时分渡嫩江到了江西。

  两次胜利的战斗，使我们的行踪暴露，加上有了几个伤员，部队的行动变得困难起来。支队长王明贵、参谋长王钧和我三个人商量：如果要安置伤员，部队就需南去甘南一带，因为那里有我们的群众关系。但是，我们的行踪已经暴露，在青纱帐未起的平原行动有危险。于是我们决定分兵行动，王明贵和我率大股部队继续在大兴安岭山地游击，由王钧同志带小股部队以隐蔽的行动往甘南去，找地方关系安置治疗伤员，因为他有独立活动的经验，所以作出这样决定。计划已定，我们在阿荣旗那都里河分手，约定一个月后在木奎山会合。

  6月30日，我和王明贵同志带队伍向阿荣旗的东北方向前进。经几天的紧张行军，于7月6日到达那都里河畔。在放木排工人的帮助下，我们顺利地渡过那都里河。随后，一举摧毁了日本侵略者的木业，的大尾巴木排砍开，让木材顺流散乱而下，收缴了存放的面粉、大米、酱油等物资，一部分分给伐木工人，一部分带走作给养。

  放木排工人中有好几位是朝鲜人，他们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认为中朝两国人民命运相同，应当互相支援。教导队长安永华是朝鲜人。他向木排朝鲜工人讲金日成在图们江一带中朝边界上抗日斗争的英勇事绩，讲安重根击毙伊滕博文的英雄历史，使工人们深受教育，激起了他们民族的振奋心，当时就有3名朝鲜放排工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其中有一位叫金吉弦，他会讲日语，在以后的战斗中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随后，我们又挥军东南，重渡那都里河，于7月9日到达多布库尔河畔。此处有满鲜木业四号站，存有上万斤粮食和其他物资，仅有极少的森林警察看守，他们万万没想到抗联部队会袭击这个深山老林中的木材转运站。我们乘敌不备，不放一枪就攻进了这个站点，缴获了大批粮食等物资。我们将粮食运到山里隐蔽起来，以备后用。

  由于当时日伪统治者实行了集团部落政策，进行严厉的经济封锁，抗联根据地多被破坏，因此，我们当时在大兴安岭进行的游击战，严格说来是一种无后方作战；虽然有一些地方的群众关系，但却没有比较固定的后方基地。因此，粮食、布匹、等物资只能从敌人手中去夺取。我们的每次战斗，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扰敌后方，杀伤敌人；另一方面，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了缴获各种物资，以保证游击战得以长时间坚持的物质条件。这一次次艰苦的斗争，一次次机动灵活的战斗，从纯军事观点看也许并无重大意义；然而对抗联的生存来说，从它对于处在严厉殖民统治下的人民群众的影响来说，其意义却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当年许多处在日伪统治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群众，正是从抗日联军的这些英勇斗争中了解了中国，看到了中华民族解放的希望。

  7月24日，大雨象瓢泼一般，山野一片茫茫，毕拉河水汹涌澎湃。好在河面不宽，我们趁山洪到来之前，骑马渡过毕拉河。越过一条山沟，在大新格气河畔与鄂伦春族首领盖山相迂。我们吸取了过去抗联部队在民族政策上的教训，注意了团结少数民族。我们和盖山作了简短交谈，说明我们是抗日的队伍，随后即把队伍带到屯外山坡休息。我和支队长王明贵随盖山来到屯中。这里的房子全是用树枝和草搭起来的撮罗，形似大窝棚。

  盖山是鄂族的佐领，会讲汉语。在他家里，我们向他进一步讲述了中国的抗日主张和抗日联军救国的宗旨，讲述各民族团结抗敌的意义。盖山听了特别高兴，表示一定全力支援抗联斗争。接着，盖山便把屯子里其他几位大小首领召集来与我们见了面。盖山提议和我们结为兄弟。这正中我们的下怀，我和王明贵同志欣然同意。中午，在明媚的阳光之下，三支队的四位干部和盖山及其手下7位首领共十一人，插草为香，一拜大山，互相跪拜，结为金兰兄弟。在屯里住了一宿，准备第二天离开。我们将缴获的几支步枪弹、钱、粮等给他们留下了一部分，同时我们把部队的马匹也留在这里放养，队伍变为步兵，以后有机会回来取。这里便成了我们的一个基地。

  26日，盖山又到我们的驻地聚谈，希望多住几天。我们告诉他，队伍在此不能久留，一旦走露风声，敌人追来，会连累你们的。盖山见部队就要离开，拿了一并烧酒与我们送行。晚上，我们一起喝了告别酒，吃了一次有兽肉的晚饭。同时约定：有啥状况盖山派人及时告诉我们，第二天，告别盖山出发。

  和盖山分手以后，部队继续在山区南行。8月11日，摧毁了日本设在格尼河山里的格尼河采伐储蓄处﹣﹣益昌公司，处死了作恶多端的日本大柜金清宪太郎，缴获大批白面、大米、豆油、棉服、咸盐等物资，放出200余名被抓来的劳工，解除了他们的苦难，发给他们路费，让他们去投奔家乡。我们始终相信，解放这批被日伪强迫来的劳工会感激我们，会给我们党和抗联队伍带来好的影响。

  【陈雷，1917年10月25日出生，原名姜士元，曾用名陈雨田，笔名老泉山人，籍贯黑龙江省桦川县。1933年在学校参加抗日活动，1936年2月加入中国。1936年2月至1938年3月任佳木斯市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支部书记、市委书记。1938年3月至1942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六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宣传科科长、六军二师政治部负责人、游击队队长。1938年7月派往第一批西征部队做政治工作，后又派任北征部队第一支队政委。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任苏联国际红军八十八旅三营六连副连长、一营党支部宣传委员、政治教员。1945年9月至1952年8月任苏联红军绥化卫戍区副司令员、绥化中心县委书记，龙南纵队政委，黑龙江警卫一旅政委，龙南专署专员，西满第三地委副书记兼三分区副政委，黑龙江省委秘书长。1952年8月至1954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政府副主席、主席。1954年8月至1966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委基建部部长、省委工业部部长、副省长兼经委主任、计委主任、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中遭受迫害。1975年8月参加哈尔滨轴承厂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任党支部副书记。1977年6月任黑龙江省建委主任、党委书记。1977年12月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1979年12月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省长。1982年8月任省委副书记、省长。1985年5月任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主任。1988年离休。2006年12月5日在哈尔滨因病逝世，享年89岁。著有《征途岁月》、《陈雷诗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