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出生于江苏盐城，本名胡鼎鑫，笔名乔木,由于“乔木”出典于《诗经》，又寓意高大伟岸挺直。在当时这一清高的名字，必然会被文人所热捧，后来确实因为这一个名字，起了一场“风波”。
当时以“乔木”笔名发表那遥相呼应的国际述评和社论文章。然而，也有许多细心的读者在捧读之余颇感跷蹊：“乔木”一会儿在香港发表国际述评，一会儿又在延安发表社论文章，莫非他有分身之术不成？
后来，当人们终于弄清楚这一南一北两个“乔木”并非同系一人时，才干脆以“南乔”（乔冠华）、“北乔”（胡鼎新）相称。
更为有趣的是，“南北二乔”不仅同出清华园，还同为盐城人。当年，这两个“乔木”家的住地，相距只不过十多公里。“北乔”比“南乔”年长一岁，“南乔”比“北乔”早一年步入清华； 两人几乎是同时参加革命， 后来又几乎是同时进京在中央担任要职。所以，曾亲切地将“南北二乔”称之为“盐城二乔”。
“盐城二乔”分处南、北两地时，尚可分别以“南乔” 、“北乔”相称；可一旦相聚，“二乔”两人之间的重名问题便马上显露了出来。
1945年，“北乔”胡鼎新随赴重庆谈判；在此之前的1942年秋，“南乔”乔冠华从香港秘密撤退后，开始出任《新华日报》编委。
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因为两颗“乔木”经常聚集在一起，又频繁地在同一份《新华日报》发表署以同样笔名的不同文章，他们的同事和朋友们都希望他俩之间能有一人把名字改一改，以减少因同名带来的“麻烦”。然而，在谈及重名问题的时候，他们却谁也不愿放弃这典雅形象、寓意深刻的“乔木”名字。
最终还是出面为他们调停的，说让乔冠华保留乔姓，让保留乔木之名，冠以胡姓，南乔留姓北乔留名，这是历史上非常知名的一段关于乔木之争的趣闻。
1937 年7 月， 25岁的带着“朝圣”的心情来到红都延安。先后在中央宣传部、战时青年训练班和中央青委工作主编过中央青委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
1939 年5 月，为纪念五四运动20 周年，《中国青年》刊发了《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一文。该文简洁明了、逻辑清晰、观点独到。分析了中国青年趋向马克思主义深刻历史原因和现实意义。作者正是。阅读了这篇文章后，大为欣赏，脱口称赞“乔木是个人才”。由此，引起了的特别注意。
1941 年初，秘书长王若飞找到了他，对他说：乔木，毛主席那里缺人手，点名要你去做秘书工作，同时兼任中央政治局秘书。
一愣，满脸惊讶。“主席要我去当秘书？”对于这份工作，他显得有些迟疑说道：“给主席当秘书，我怕当不好。我没有当过秘书，无经验呀！”
“1939 年你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那篇《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写得很好。毛主席看后很是欣赏，称赞你是个人才。。也就是说，主席在两年前就开始注意你了。这次因为周小舟秘书被派到冀中区委任宣传部长去了，主席身边人手不够，就决定调你去接替他。而且是主席自己亲自点名要调你呢！”
谁也无法料想，就因为一篇文章，进入的视野、受到的关注。而又因的一句话，来到的身边、做了的秘书。
第一次见到，除了激动就是紧张，只是询问了他的大致经历，简单寒暄了一下后就转身忙他手头的工作了，而他要负责工作的事情半个字也没交代。
由于没有秘书工作经验，和也不熟悉，不知道怎么来下手。他闲坐在办公的地方里，看到一直在忙，也不好意思去问他能干什么。
直到看到在校对《六大以来》文件清样，鼓起勇气对说：主席，让我来校对吧。欣然答应。
接过清样，拿到自己办公室里面校对，这是他头一次做这种工作，但他有深厚的文字功底，做事认真细致，经校对的五百多篇文件清样没有一个错别字，还更正了文件最初印刷错误的地方。也因此初步接触对这个年轻人非常满意。
1941 年6 月22 日，苏德战争爆发。消息传出，世界震惊了。深知苏德战争的爆发必将直接影响到中国内政的发展变化。当时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中心，尤其是在战争初期，苏联的失利更加引起人们群众对苏联的前景产生极大的忧虑。为解答人民群众的忧虑，坚定人们对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胜利的信心，更为促进中国内部的团结抗战，开始酝酿出一篇有分量的文章报道。
6 月27 日晚，在深思熟虑后，被叫到办公室。习惯性地点起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说：“乔木，你给《解放日报》写一篇社论，题目就叫《苏必胜，德必败》。我先说说我的想法，供你参考。
当时主席一说完，他只是稍微思索了一会便开始奋笔疾书，并在短短一个小时内写完交给审阅。
此后，用自己的笔杆子紧密地配合的言行与步伐：想说的话、想写的事，只要跟说个题目，讲个大概思想，就能写出一篇华丽的大文章。看过他的文章的人，无不赞赏佩服，同时也渐渐为自己赢得中央“第一支笔”的美称。
还曾称赞他“靠乔木，有饭吃”。缘由是因为当时转战陕北主席既要指挥作战，又要指挥宣传舆论，有时候毛主席忙得饭都吃不上，而能替主席代笔，让他有时间吃饭”。足以说明对对信任和看重。
新中国成立之后被委以大任被任命为新闻总署署长，兼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后来，他还兼任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兼管中央翻译委员会。
建国前期，日理万机，作为的秘书，也就没有时间喘一口气。
1949年6月24日，给写了一封便函，让他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信的最后，他写道：
以上工作很繁重，都堆在你的身上，请好好排列时间，并注意偷空睡足觉。你起草后，我给你帮忙修改，你可节省若干精力。
在这二十年期间兢兢业业努力工作，白天忙于日常政治秘书事务，晚上加班写稿，写通评和社论。
长此以往在如此高强度的工作所承受的压力之下，的身体终于是不堪重负，倒了下来。
后来病情加重，精神衰弱经常让他无法提笔写字，很显然这样的身体健康情况已经不足以支撑他继续工作，于是1961年正式向中央申请病休。
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此诗宜读。并建议：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
的信，言辞恳切，既有对发自内心的关怀，也不乏某些善意的嘱告。
只不过，令没想到的是，他这一病不只是“一、二、三年”，却是十多年。此后，尽管通过诗书与仍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但却是没见过一面。
1966 年6 月，在杭州好不容易见到了。见到后，激动万分一时乱了思路，原本想好了要向诉说的话，一句也没有说出来。而这边，话语也很简单：“你回到北京，少说话，多看看，多了解情况。”言语之中，仍是关怀。
当时局势不明，知道，是“一介书生”，一旦说出不合时宜的线日，病休的还是受到了冲击。
1967年5月1日，乘坐的轿车从驶出，经过南长街。向窗外望去时，他看到墙上的大字打倒。
在看到这行标语的时候，马上对司机说：停车！，思虑了一会，跟警卫团团长张耀祠说去看下。
张耀祠敲了一会，四周的邻居闻声凑了过来，听说车里乘坐的是，纷纷激动的站在一旁围观。
胡家的人始终没应门，围观的群众慢慢的变多，没有见到，无奈吩咐开车走了。
其实当时的家人都在家，一家人进出都是走的北大门，而张耀祠敲的那扇东门已经废弃很久了。
围观者之中有认识乔木的邻居，他们赶紧将这一条消息告诉了。激动的赶紧跑了出来，发现已经走远。他久久伫立在那里，又激动，又遗憾，又难过。
原来毛主席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他，还来他家看他。可是，张耀祠敲错了门，让错过了最后一次和见面的机会。
因此事后也没人再来胡家闹腾了，的工作也渐渐清闲，他在院子里种了些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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