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陆游的植物学专著

  中国古代有关生物学的知识发展到两宋时期，逐渐从原来的知识门类中分离形成“鸟兽草木”之学。这与知识的分化与书籍的增多有关，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以花卉谱录为代表的植物学专著大量涌现。梳理宋代的“草木”专书，至少能够获得41种这一领域的专著，并能从中发现欧阳修、陆游等士人在促进“草木”之学发展中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其追求博物知识的方式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最早的谱录与谱牒、家谱的记载紧密关联，后来人们也开始利用这种体例来记载不同类别的事物。为植物修谱撰记并不是宋人首创，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有植物学专著出现(《竹谱》《魏王花木志》《南方草木状》等)，唐五代时期也有花卉类专谱现世(《百花谱》《花经》等)。但若从数量和质量来看，宋代的植物学专著却远迈前代，尤以花谱为最。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王毓瑚、天野元之助等学者对包括宋代花卉谱录在内的中国古农书做过深入研究，整理出涉及牡丹、菊花、芍药、兰花、梅花、海棠、玉蕊花等七大类四十一种花卉专著。这些花谱的作者多半出于士人群体，其中不乏像欧阳修(《洛阳牡丹记》)、陆游(《天彭牡丹谱》)、范成大(《范村梅谱》《范村菊谱》)、周必大(《唐昌玉蕊辩证》)这样名震四方的士大夫领袖。他们共襄盛事、薪火相传，将宋时花卉的繁盛记录其中，使后人可以一睹1000多年前花卉争奇斗艳的胜景。

  当然，欧阳修、陆游等士人在撰著花卉谱录时已不再只是专注于前人欣赏花卉的诗词，而是记载栽植技术、品种变化，使得谱录的文学色彩趋淡、科学实用色彩渐浓，如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便是详述接植栽灌之事、详列牡丹花品并一一解释花名出处。这种著作体例成了撰述花卉专谱的定式。陆游的《天彭牡丹谱》便“书体全仿欧记”。而王观的《扬州芍药谱》也与欧记体例相似，风格趋同——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中详述接植栽灌之事，王观的《扬州芍药谱》对芍药的栽培和移植技术亦多着笔墨；欧阳修详列24种牡丹花品，王观亦按次第排列31种芍药花品。另外，王观在谱中也提到“洛阳土风之详，已见于今欧阳公之记，而此不复论”。说明王氏在撰写该谱之前已读过《洛阳牡丹记》，他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在欧氏的写作风格影响下提笔撰写芍药谱的。

  士人们在花卉谱录里重点记录了一些花卉的品种变化，由此能够看出，得益于较为系统的壅培技术，宋代花卉的人工种植成绩非常显著。比如，从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和周师厚《洛阳牡丹记》记录的牡丹品种来看，河南洛阳地区的牡丹从公元1031年的24种(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增加到公元1081年录的109种(周师厚《洛阳花木记》)，五十年间品种翻了两番多且精品不断涌现。除了洛阳，河南的别的地方也盛产牡丹。张邦基在《陈州牡丹记》中便记录陈州地区的牡丹品种精品不断，单是一品“缕金黄”便引得众人驻足观看。这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说明北宋时期河南地区壅培牡丹的技术日益精湛。江浙地区亦是牡丹的主产区，我国第一部牡丹专谱(仲休《越中牡丹花记》)便在此地诞生。据该记所载，宋初该地牡丹的品种已达32种。到了庆历年间，牡丹专著《庆历花品》亦在该地诞生，“以叙吴中之盛凡四十二品”。从江南地区再向西延伸，四川地区的牡丹在宋朝亦很繁盛。从陆游的《天彭牡丹谱》所记牡丹品种来看(66种)，四川天彭地区的牡丹可媲美北宋时期的洛阳。

  北宋河南地区亦是产菊之地，史铸在《百菊集谱》中便冠以“虢地品类”来叙述河南地区菊花品种。在当时河南洛阳地区，花农培育出繁多的菊花品种。撰于北宋末年(1104年)的《刘氏菊谱》可以说开了我国菊花专谱先河，主要记录的就是洛阳地区35种菊花品种，这比周师厚列出的该地菊花品类(《洛阳花木记》26种)多了9种。到了南宋，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江浙地区的菊花得到全面发展。从传世的专谱(《史氏菊谱》《范村菊谱》《百菊集谱》)所记菊花的品种来看，南宋时期江浙地区菊花呈百菊竞艳的胜景。

  与牡丹、菊花能够在南北各地形成种植区域相比，芍药花则大多分布在在当时的扬州地区。刘颁的《芍药谱》中将扬州地区的31种芍药分了七等，而孔武仲《芍药谱》中所记的33种芍药花，是作者当地考验查证和访问所得，他将这些芍药一一列出品名，并详细对其色、形等进行解释。在二谱的基础上，王观的《扬州芍药谱》又新增八品(39种)，为当时之最。在谱中，王氏按照较为科学的分类方法，从花色和花形两方面入手，详列其新得的8种花品。

  士人在花卉谱录里还记录了一些风土人情，借此我们大家可以一窥两宋时期社会的民俗状况与社会文化。宋时赏花成为群众性文化活动，妇孺老幼皆喜爱。群众性的普遍喜爱刺激了花卉的种植，使栽植花卉进入繁盛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独立的种植行业，出现了像河南陈州地区和四川天彭地区这样的牡丹主产区，种植的面积也逐步扩大。张邦基在《陈州牡丹记》中对牡丹种植培养面积有过直接描写，“园户植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陆游也曾在《天彭牡丹谱》中记录天彭地区花户“连畛相望”的盛况。花卉数量日益增多，品种愈出愈奇，使得簪花成为宋时普遍的民俗活动。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记载，“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王观《扬州芍药谱》也说，“扬之人与西洛不异，无贵贱皆喜戴花”。从两专谱记述时间来看，北宋前期洛阳、扬州一北一南，簪花在宋代城市中已蔚然成风。宋时的民俗中亦有献花。宋时献花行为多为民向官献花，胡元质在《牡丹记》便有记录。而献花一旦变为地方官员向上级或皇室敬献则成为贡花，胡元质说，“(宋景文)公在蜀四年，每花时按其名往取，彭州送花，遂成故事”。这种贡奉也让隋代发明的“蜡封果蒂”运用在贡花上，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就记录了“蜡封牡丹蒂”的具体做法，用来保鲜存香。

  无论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还是彼得·伯克的《知识社会史》，其撰书目的都在向读者传递一个信息，即承载知识的文本或书籍是在不断建构中形成的。读者们在阅读这些文本或书籍时不应该只是知道文本中或书籍中“有什么”，更要知道“为什么”在当时会形成“这样”的文本或书籍。这应该是以“知识”为考察对象的知识史的研究意义所在。花卉专著是中国先民观赏、利用花卉的长期经验、知识的集中总结，反映了宋代社会对以花卉为代表的观赏类植物认识、开发和利用的基本情况。士人们身处其间，有的就是作为当地主政者，想必也是这场文化盛宴的直接筹划和参与者，他们将这一文化现象写入专谱使后人可以一睹宋代花卉的繁盛景象。

  另一方面，记录菊花、牡丹等花卉专著所呈现的知识演进，是宋代博物学转变的一个侧面，也是精神文化史变迁的一个注脚。博物学是古代先民精神信仰与文化学术的知识基础。从植物学专著内容来看，欧阳修、陆游等儒者士子有了更加自觉的博物意识，追求知识的方式也一直在变化。正如南宋人郑樵所言，“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在郑氏看来，鸟兽草木之学属于田野之物，其知识的获得方式一种原因是求证于田野农圃的自然世界，另一方面是参合《诗》《书》等经典文献。《史氏菊谱》的作者史正志便从参合文献与注重实践两方面为“菊是否有落英”做出公允的判断。类似的例子还有周必大，他的《唐昌玉蕊辩证》虽通篇还多是参合前人的文献，但也有作者的实际考察，“予自招隐寺远植一本，蔓如荼蘼，冬凋春荣……其中别抽一英，出众须上，散为十余蕊，犹刻玉然，花名玉蕊在于此”。从史正志、周必大等人探求植物知识的方式或可说明，宋朝随着宋学兴起，其探寻形而上义理的精神与方法极大的提升了儒者的思考深度，也改变了他们追求博物知识的方式，使他们感到有责任去探索奇异植物或古人提到过的有疑问的植物。而这种探求博物知识的方式和西方自然科学家为了了解自然物种的性质而进行研究、总结自然规律的目的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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