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传统也要在新时代“加邃密”,新知中必涵养旧的传统,才能深沉。善学者能于旧学中知新知,于新知中见旧学,则旧学亦新知、新知亦旧学也。
20世纪早期,黄宾虹的山水画完全是本土文化的结晶,和外国的刺激根本无关。20世纪中期,傅抱石的山水画则多少受到一些日本画的刺激。很多学者已指出他很多画的构图来自日本画。但日本画本来自中国画,只不过当时也受了西洋画的一些影响、出现一些新的气象而已。所以,傅抱石的画就本质而论,还是传统的,但已进化了。这进化仍属“物种进化”,但已有一点点“变种进化”的意思。
李可染生于1907年,卒于1989年,他的山水画代表20世纪中国山水画中后期的发展的新趋势。他的山水画属于“变种进化”的范畴。
李可染虽只比傅抱石小3岁,但傅抱石名气大振时,他的名气尚不太彰。李可染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有一定名气,但还不算领袖式的画家。他的画应该说在20世纪60年代已显出特殊风格,但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成为一代宗师,一则是那时很多名家都已去世,二则是他的山水画到了那时风格更成熟。
20世纪的中国山水画,早期有黄宾虹的集大成,中期有傅抱石的狂放式,其次还有钱松嵒的稳重沉着、陆俨少的洒脱清新,以及张大千、赵望云、石鲁、陈子庄、吴湖帆、贺天健等,皆各据传统之一方。而且除了傅抱石之外,其他人突破得也不太多。李可染如果仍在民间传统文化中东找西寻,估计出路也不会太大;如果能“打”出来,他费力也将更大。黄宾虹就是“三更灯火五更鸡”地努力了几乎一个世纪,若不是他的长寿,也可能就白费力气了。
李可染在国立艺专读书时,学过西画,他有西画的基础。后来,他应徐悲鸿的聘请到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任教,走的是徐悲鸿的艺术道路。徐悲鸿早年就提出改良中国画,一生为改良中国画而奋斗。徐悲鸿去欧洲留学,学习素描和油画,但也说他学习西洋画还是为发展中国画。他更借用西方的素描和直接对景写生的方法来改良中国画,这就是“变种进化”。徐悲鸿提出,“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直接师法造化”。李可染走的就是“素描”和“直接师法造化”的道路。他的山水画实际上就是对景写生,用中国的笔墨画素描,再加色彩。同时,他又借鉴欧洲油画的形式,尤其是借鉴了伦勃朗的油画中亮光的方法,在黑黑的一片山水中留有一道白光。他的山水画其实就是传统国画和素描、油画的结合体,但本质上还是中国画,素描和油画的形式只是借来改良传统而已。改良的结果是素描和油画被中国画“化”掉了,成为中国画的一部分。所以,我称李可染的山水画是“变种进化”。如前所述,“变种进化”不是以一“种”替代另一“种”,而是加入一些外来的因素,使原来的“种”更好,然后再进化。
所以,李可染的画看上去更新颖、更突出。因为他不是在原有中国人都常见的文化状态下进行的,而是借用外来的文化对传统的文化加以改良,然后再进化。所以,20世纪后期,李可染对中国山水画贡献最大。
比李可染稍晚一点的赖少其(1915—2000),原来是木刻画家,他的木刻曾得到鲁迅的鼓励和赞赏,但同时他也对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兴趣。20世纪60年代,赖少其就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学习传统绘画,临摹“新安派”的作品,并练习书法。80年代,赖少其的山水画还是以传统的方法居多,尤其是学“新安派”的戴本孝、程邃,用枯笔焦墨作画,但有色彩处,全是西洋法。到了90年代,他有时借用塞尚的绘画形式,尤其是借用梵高的色彩以及印象派、后印象派的色彩,浓艳绚丽、斑斓多彩,新颖但又不失中国的气魄,成就十分突出。赖少其于20世纪最后一年的11月28日去世,他的山水画应是那个时期的一个典型。
20世纪中国山水画从早期的黄宾虹,完全以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精神表现,到中期的傅抱石,借鉴一点点外国的形式,到中后期的李可染,主要借鉴外国的形式(素描和油画),再到后期的赖少其,直接把外国的色彩用到画上去。这一次序反映了中国山水画从“物种进化”到“变种进化”的趋势和过程,这一趋势也正反映了西风东渐的深入和影响程度。
但并不是说,民间传统文化本身已无法再进化了。实际上,民间传统文化历三代两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之后,到了黄宾虹还是在进化,而且,在民间传统文化基础上进化的文化也更强,更为中国人所喜爱。齐白石、黄宾虹的成功,就说明了这一问题。而且迄今为止,各种各样的形式的文化(包括绘画)仍以民间传统文化最有深度,也最难。
以绘画为例,一方面,传统绘画讲究笔墨的内涵之丰富,在平淡中见天真,绚烂之极乃归于平淡;另一方面,讲究书卷气,必须多读书,“腹有诗书气自华”。所以,一幅画中含有的文化内涵乃是第一要义,画的外相似乎很平淡,但内在的蕴藉却十分丰富和高雅,这是十分不容易的。而西方绘画讲究视觉效果,外相给予人的刺激力最重要,这往往在试验中不难发现,它不像中国传统绘画那样讲究内在的功力,所以,相对来讲非常容易。以李可染的山水画来说,白光只要留出来就行,至于留在啥地方合适,留多少,试验几次就行了。至于用素描的方式对景写生,也就是多观察、认真分析,当然不是说完全不要功力,相对中国传统而言,功力要简单得多。这样就容易成功,而且效果显著。
以陆俨少为例,其传统功力不亚于李可染,甚至比李可染更强一些,但他在画史上的成就却远远不及李可染。这主要是因为他以传统著称,而且传统功力又远不及黄宾虹,黄宾虹就把他掩盖住了。当代画志会记载他,若干年后,他也就被“四舍五入”地舍下去了。即使不被舍下去,他前赶不上黄宾虹,同时也赶不上李可染。因为李可染在“变种进化”中成就更高。
如前所述,黄宾虹一生努力不懈,他天分高、条件好(家藏图书及书画甚丰),且不为外物所扰,但如果他只活到80岁,也不会有如此成就。以后的学人,即使努力,也高寿,要想达到黄宾虹的高度仍困难,因为时代发展,西学势强,无法阻挡。比如20世纪4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要学外语、数学、物理、化学、政治、经济学等,现在还要学电脑,大约学外语就要花去近一半时间,这是黄宾虹那一代人所不必学的,而今天又必须学。学了不用,荒度时间和精力;学了就要用,用的是西学。所以,后学者借鉴西学而成功是捷径。当然,如果你下决心不学西学,像林散之那样,不学一句外语、不学数理化,更不知电脑,一心在国学上下功夫,完全不理西方文化,也能达到林散之那个水平。但现在更难了。黄宾虹尚且为了生计,到处求人介绍到大学教中国美术史,而今天,你如到大学教书或到出版社工作,就非有高等学历不可,那你就必须学西学。学西学而在传统文化上进化,就有困难,何况传统文化发展到今天,如果不变种,再发展也更难。
西方绘画中,马蒂斯、毕加索、莫奈等都是借鉴中国传统绘画而“变种进化”的,但是他们“进化”的还是西方画。中国画借鉴西方传统而“变种进化”也是应该的、可行的。但必须是中国画,傅抱石、李可染、赖少其都是以传统绘画为基础、学西画方法而化为中国式才成功的,如果以西方画代替中国画,或以中国的绘画材料画西画,那就非失败不可。这正如学外语,如果母语学不好,外语再好也用处不大。赵无极、朱德群等人的成功(据说在各种版本的艺术史中都没有提到他们)是把西画作为“母语”,而把中国画作为“外语”,他们是在西画的基础上,借鉴中国画而成功的,他们“进化”的是西画。我们今天学中国画的画人,首先要把“母语”学好。然后,“外语”也好,才能发挥作用。
以上,我谈的仅限于今天的“画家画”,而今天的中国“文人画”的进化,又当别论。
当然,中国画的进化,借鉴西方画法只是其中之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比较容易和便当,又常见。应该还有更多的方式使中国画再进化,这有待于画家的进一步努力。
朱子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传统也要在新时代“加邃密”,新知中必涵养旧的传统,才能深沉。善学者能于旧学中知新知,于新知中见旧学,则旧学亦新知、新知亦旧学也。
20世纪早期,黄宾虹的山水画完全是本土文化的结晶,和外国的刺激根本无关。20世纪中期,傅抱石的山水画则多少受到一些日本画的刺激。很多学者已指出他很多画的构图来自日本画。但日本画本来自中国画,只不过那个时候也受了西洋画的一些影响、出现一些新的气象而已。所以,傅抱石的画就本质而论,还是传统的,但已进化了。这进化仍属“物种进化”,但已有一点点“变种进化”的意思。
李可染生于1907年,卒于1989年,他的山水画代表20世纪中国山水画中后期的发展趋势。他的山水画属于“变种进化”的范畴。
李可染虽只比傅抱石小3岁,但傅抱石名气大振时,他的名气尚不太彰。李可染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有一定名气,但还不算领袖式的画家。他的画应该说在20世纪60年代已显出特殊风格,但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成为一代宗师,一则是那时很多名家都已去世,二则是他的山水画到了那时风格更成熟。
20世纪的中国山水画,早期有黄宾虹的集大成,中期有傅抱石的狂放式,其次还有钱松嵒的稳重沉着、陆俨少的洒脱清新,以及张大千、赵望云、石鲁、陈子庄、吴湖帆、贺天健等,皆各据传统之一方。而且除了傅抱石之外,其他人突破得也不太多。李可染如果仍在传统文化中东找西寻,估计出路也不会太大;如果能“打”出来,他费力也将更大。黄宾虹就是“三更灯火五更鸡”地努力了几乎一个世纪,如果不是他的长寿,也可能就白费力气了。
李可染在国立艺专读书时,学过西画,他有西画的基础。后来,他应徐悲鸿的聘请到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任教,走的是徐悲鸿的艺术道路。徐悲鸿早年就提出改良中国画,一生为改良中国画而奋斗。徐悲鸿去欧洲留学,学习素描和油画,但也说他学习西洋画还是为了发展中国画。他更借用西方的素描和直接对景写生的方法来改良中国画,这就是“变种进化”。徐悲鸿提出,“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直接师法造化”。李可染走的就是“素描”和“直接师法造化”的道路。他的山水画实际上就是对景写生,用中国的笔墨画素描,再加色彩。同时,他又借鉴欧洲油画的形式,尤其是借鉴了伦勃朗的油画中亮光的方法,在黑黑的一片山水中留有一道白光。他的山水画实际上是传统国画和素描、油画的结合体,但本质上还是中国画,素描和油画的形式只是借来改良传统而已。改良的结果是素描和油画被中国画“化”掉了,成为中国画的一部分。所以,我称李可染的山水画是“变种进化”。如前所述,“变种进化”不是以一“种”替代另一“种”,而是加入一些外来的因素,使原来的“种”更好,然后再进化。
所以,李可染的画看上去更新颖、更突出。因为他不是在原有中国人都常见的文化状态下进行的,而是借用外来的文化对传统的文化加以改良,然后再进化。所以,20世纪后期,李可染对中国山水画贡献最大。
比李可染稍晚一点的赖少其(1915—2000),原来是木刻画家,他的木刻曾得到鲁迅的鼓励和赞赏,但同时他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兴趣。20世纪60年代,赖少其就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学习传统绘画,临摹“新安派”的作品,并练习书法。80年代,赖少其的山水画还是以传统的方法居多,尤其是学“新安派”的戴本孝、程邃,用枯笔焦墨作画,但有色彩处,全是西洋法。到了90年代,他有时借用塞尚的绘画形式,尤其是借用梵高的色彩以及印象派、后印象派的色彩,浓艳绚丽、斑斓多彩,新颖但又不失中国的气魄,成就十分突出。赖少其于20世纪最后一年的11月28日去世,他的山水画应是那个时期的一个典型。
20世纪中国山水画从早期的黄宾虹,完全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表现,到中期的傅抱石,借鉴一点点外国的形式,到中后期的李可染,主要借鉴外国的形式(素描和油画),再到后期的赖少其,直接把外国的色彩用到画上去。这一次序反映了中国山水画从“物种进化”到“变种进化”的趋势和过程,这一趋势也正反映了西风东渐的深入和影响程度。
但并不是说,传统文化本身已无法再进化了。实际上,传统文化历三代两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之后,到了黄宾虹还是在进化,而且,在传统文化基础上进化的文化也更强,更为中国人所喜爱。齐白石、黄宾虹的成功,就说明了这一问题。而且迄今为止,各种形式的文化(包括绘画)仍以传统文化最有深度,也最难。
以绘画为例,一方面,传统绘画讲究笔墨的内涵之丰富,在平淡中见天真,绚烂之极乃归于平淡;另一方面,讲究书卷气,必须多读书,“腹有诗书气自华”。所以,一幅画中含有的文化内涵乃是第一要义,画的外相似乎很平淡,但内在的蕴藉却十分丰富和高雅,这是十分不容易的。而西方绘画讲究视觉效果,外相给予人的刺激力最重要,这往往在试验中可以发现,它不像中国传统绘画那样讲究内在的功力,所以,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以李可染的山水画来说,白光只要留出来就行,至于留在什么地方合适,留多少,试验几次就行了。至于用素描的方式对景写生,也就是多观察、认真分析,当然不是说完全不要功力,相对中国传统而言,功力要简单得多。这样就容易成功,而且效果显著。
以陆俨少为例,其传统功力不亚于李可染,甚至比李可染更强一些,但他在画史上的成就却远远不及李可染。这就是因为他以传统著称,而且传统功力又远不及黄宾虹,黄宾虹就把他掩盖住了。当代画志会记载他,若干年后,他也就被“四舍五入”地舍下去了。即使不被舍下去,他前赶不上黄宾虹,同时也赶不上李可染。因为李可染在“变种进化”中成就更高。
如前所述,黄宾虹一生努力不懈,他天分高、条件好(家藏图书及书画甚丰),且不为外物所扰,但如果他只活到80岁,也不会有如此成就。以后的学人,即使努力,也高寿,要想达到黄宾虹的高度仍困难,因为时代发展,西学势强,无法阻挡。比如20世纪4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要学外语、数学、物理、化学、政治、经济学等,现在还要学电脑,大约学外语就要花去近一半时间,这是黄宾虹那一代人所不必学的,而今天又必须学。学了不用,浪费时间和精力;学了就要用,用的是西学。所以,后学者借鉴西学而成功是捷径。当然,如果你下决心不学西学,像林散之那样,不学一句外语、不学数理化,更不知电脑,一心在国学上下功夫,完全不理西方文化,也是能够达到林散之那个水平。但现在更难了。黄宾虹尚且为了生计,到处求人介绍到大学教中国美术史,而今天,你如到大学教书或到出版社工作,就非有高等学历不可,那你就必须学西学。学西学而在民间传统文化上进化,就有困难,何况民间传统文化发展到今天,如果不变种,再发展也更难。
西方绘画中,马蒂斯、毕加索、莫奈等都是借鉴中国传统绘画而“变种进化”的,但是他们“进化”的还是西方画。中国画借鉴西方传统而“变种进化”也是应该的、可行的。但必须是中国画,傅抱石、李可染、赖少其都是以传统绘画为基础、学西画方法而化为中国式才成功的,如果以西方画代替中国画,或以中国的绘画材料画西画,那就非失败不可。这正如学外语,如果母语学不好,外语再好也用处不大。赵无极、朱德群等人的成功(据说在各种版本的艺术史中都未提及他们)是把西画作为“母语”,而把中国画作为“外语”,他们是在西画的基础上,借鉴中国画而成功的,他们“进化”的是西画。我们今天学中国画的画人,首先要把“母语”学好。然后,“外语”也好,才能发挥作用。
以上,我谈的仅限于今天的“画家画”,而今天的中国“文人画”的进化,又当别论。
当然,中国画的进化,借鉴西方画法只是其中之一种方法,这种方法非常容易和便当,又常见。应该还有更多的方式使中国画再进化,这有待于画家的进一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