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调查团报告书，中日在国联展开了一场外交大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是一场谁都输不起的战争。此次，中国外交家演绎了属于自己的外交传奇，而日本最终选择了退出国联。
原先对占领满洲以及建立“满洲国”，主要是军部和关东军起劲，犬养内阁其实就是主张和平解决实际问题，甚至在国联的压力下做出让步的。
斋藤内阁的外相是内田康哉，此人出生于熊本（产野兽军团的那个地方），做过满铁总裁，那谈判起来是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一硬到底，一点给人回旋的余地都没有。
由于这种凶神恶煞搞外交的样子前所未有，十分雷人，所以大家给起了个名称，叫做“军服外交”，意即他是穿着军服做外交工作的，不是军人，胜似军人。
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双方的明争暗斗更趋激烈，从而也使李顿调查报告的出台变得更难产起来。
李顿原来计划在北戴河起草报告。这地方好啊，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手写酸了写麻了，还可以到海滩上吹吹风、散散步哩。
但是日本不同意，凭什么要到北戴河，那是张学良的地盘儿，他要是想办法跟你们套个磁、玩个猫腻什么的，还不是手到擒来。
青岛？你们上日本人的当了，那里由他们控制着，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难道他们就不会套磁、玩猫腻吗？
李顿左也不好，右也不是，弄了一头汗，最后咬了咬牙，干脆风景也不看了，分两个地方，一个东京，一个北平，同时写。
毕竟报告是给大家看的，要是一方看后，马上跳起来大叫：这不是事实，我不认可。那也不好办，所以在基调上最好能达到两国认同。
中国这方容易摆平。因为地方在人家手里，自己又缺乏夺回来的实力，全指着国联给讲公道话，办公道事呢。
住持交涉的汪精卫（老蒋名义上主抓军事，未亲自参与）、张学良、罗文干（新任外交部长）等人在初步探知报告书的有关内容后，实际已做好让步的准备，即在国联插手干涉.的情况下，可以放弃要求恢复“九.一八”事变前原状，唯一的要求就是能把东北从日本人的手里给要回来（“唯求其在我而已”）。
当年世界各国，只要跟日本人打过交道的，最烦最怕最恨的就是他们老换人。原来大家商量得好好的，没料到一会儿的工夫，转个身，又换了个人，而换上来的这个人居然可以对前任的承诺死不认账。
按照李顿原来跟犬养内阁交往的经验，犬养毅和芳泽这对“父子搭档”还是知道进退的。如果他们还当政，估计正常的情况下会面对现实，最多是跟调查团多磨唧几句，你还一点，我让一点，最后达成一致。
连后来的日本史学家也承认，如果犬养毅能逃过“五.一五事件”劫难的话，犬养内阁“在报告书的基础上制定妥协方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但是李顿没想到，他面对的不再是那个慈眉善目的老头子（犬养毅）和唯唯诺诺的小个子（芳泽），而是一个超级大恶人——内田外相。
犬养内阁本身慑于国际压力，对“满洲国”持暂缓承认的方针，到内田这里，则变成了两个原则：永久性和彻底性，也就是要调查团必须“永久彻底”地承认“满洲国”。
这位敢情是开钢铁公司的，针插不入，水泼不进。李顿没奈何，只好怏怏然打道回府。
内田真不负其大恶人之名，调查团都回北平去了，他还不罢休。听李顿的话里话外，似乎报告书对日本不利，他这就连调查团都恨上了。过了些日子，见报告书还没出来，开始找调查团的麻烦了。
他公开声称，调查团之所以叫调查团，那就是搞调查的，既然是调查问题，就不准处理问题，如果要在处理问题上提意见，那就是越权，他就要攻击调查团“超越权限”了。
话说回来，调查团人家越不越权是你管的吗，那是国联管的！要你指手画脚。再说，问题光调查不解决，那还不如不调查呢。
朝调查团隔空放了一炮后，他还不过瘾，3天后，又在议会里给家里人上起了课。
内田当时是这样说的：“对这个问题（满洲问题），要有举国一致的决心，即使化国家为焦土，也要贯彻这一主张（承认“满洲国”），决不让步。”
依日本当时国情，我们可以想象，在内田讲了这番话后，下面一定掌声雷动，欢欣鼓舞，于是第二天，此君又信口开河：热河是满洲的一部分……
我敢断定，内田说这些话的时候，不管他脸朝着哪里，其实心里设想的听众就是国内的那些“纯真青年”和军人。
当初，在会晤马占山要不要经过伪满同意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大家就存有分歧。你别看好像只是个人意见的不同，其实里面大有文章。
因为各个国家派代表参加调查团，并不仅仅代表个人，他们实质上多多少少也代表着他们国家的利益和态度。李顿是英国派的，他代表的是英国，麦考益是美国派的，他就代表美国，而克劳德是法国派的，自然代表法国。
简单来说，在起草报告书时，李顿和麦考益一直是帮着中国说话的，克劳德却是替日本人说话的时候多。也就是在各国态度上，英美基本支持中国，法国基本支持日本。
内田的“焦土”演说在国内赢到一片叫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国际舆论的反应却是正好相反。凡是有理智、头脑清醒的人都对这家伙歇斯底里的疯狂劲感到由衷的厌恶和痛恨：问题还没解决呢，你就摆出一副要搏命的架势，给谁看？
本来调查团还有人帮着日本说话，这下可好，内田的这番狂言一出来，再没人敢帮或好意思帮它了。随着意见统一，调查报告完成的进度骤然加快，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932年9月4日，报告书画上了最后一个标点符号。
历史上把这份报告书称为“李顿报告书”，共分10章，计10余万字，从6月中旬开始写，到9月初结束，大约用了两个多月时间，虽说不一定有网络论坛发帖子快，但考虑到要征求双方意见，又要字斟句酌，能做到这样已经委实不错了。
应该说，调查报告书的内容是最敏感的，特别是其中到底倾向谁，帮谁说话，一直众说纷纭，到现在都有人在争论。
它不是一个判决书（事实上国联也未赋予调查团此权力），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份建立在调查基础上的调解书也许更合适。
如果让你作为陌生人去调解一起打架的纠纷（纯属群众内部矛盾，不涉及进局子蹲大牢的那一种），你会采取什么方式？
第一种，把没理的那一方痛骂一通，最好把他骂得无脸见人、体无完肤，以后一见你面就哆嗦。
第二种，把双方都数落一下，但轻重有缓急，责任有区分，使没理的既能保住面子，又能认识错误。
用第一种，对方可能会认为你不是在劝架，而是在帮架，两个打一个，好啊，大不了跟你们拼了。
在报告书中，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那就是它在说中国应该拥有什么什么权利的时候，一般就会带一句，日本也有什么什么权利。
有。不过，柳条湖事件（“九.一八”）事变可不是东北军挑起来的，是关东军自己干的，还有计划有预谋，自己跟自己玩，当然“不能认为是合法的自卫手段”。
东北历来是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以前，谁也没听说过满洲有“独立运动”。这是关东军占领以后才有的。
中国呢，我告诉你，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是不可能了，但“满蒙毫无疑义属于中国领土”，这个你放一百个心。
日本呢，你也不要指望我们会承认你瞎搞出来的“满洲国”，不过要是愿意往我们的“东三省自治政府”派顾问倒是非常欢迎。
所谓满洲自治，是说要在东北建立一个“东三省自治政府”，实行高度自治，这个“政府”隶属于中国中央政府，但所有行政官员均由包括国联在内的国际组织指定和委派。
在“政府”成立后，中日双方军队均应退出东北（当然主要说的是日本，中国在这里除了马占山，只有义勇军）。
有人说，这个“满洲自治”方案侵犯了中国主权。但问题是，在日本完全占领东三省的情况下，我们的主权早就没有了。如果能先把这个主权从日本手里夺过来，暂时交一点给国际组织又有何不可。至少以国联为代表的国际组织是承认东北属于中国的，而且“自治政府”还隶属中央。
还有的说，你别老口口声声国际组织国际组织的了，那还不全是英美法这些国家说了算，代表它们的利益。
这话就没法说了。如果这样想，我们就还是不要去找国联打抱不平为好。归根结底，利益总是要被代表掉一点的，但既然是国际组织，形式上它是不容许某一个国家单独染指东北的，这就对我们有利。
再者说了，英美法毕竟不像日俄那样望着中国的领土直流口水，当时久久蔓延的世界经济危机和欧美大陆盛行的“和平主义”，让他们焦头烂额，自顾不睱。欧洲老家还搞不定呢，再在远东分一杯羹？就是有那心也没那力啊。
这实际上是个试探气球，就是先看看你们有什么反应，而对于中日双方来说，就意味着新一轮嘴仗又开始了。
10月3日，中国外交部长罗文干表示，中国方面对《报告书》中有关“柳条湖事件”的调查和对伪满的揭露，都是认可的，但是有一点不满意。
不说我们也知道，这个不满意就是指调查团最后开出的药方，因为它涉及主权问题。
还有，在报告书出台之前，国联就不止通过一个要日本撤兵的决议了，我们不管你报告书最后怎么改，这个不能变。
老蒋现在虽然在形式上和老汪分了工，一个主军，一个主政，但东北问题是国之大事，想不操心都不行，所以也三天两头来过问这边的情况。
相对于政府公开的声明和宣言，老蒋的指示就实际和明白得多了，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和外交部的真实想法。
对《报告书》的态度，其实在起草过程中已有所显露。用顾维钧的话来说，就是虽然内容不尽如人意（解决问题部分），但“拖延愈久，收拾愈难”，不如有保留地予以接受。
因为考虑问题不能一相情愿，让小日本光着从东北滚蛋，当然是件大快人心的事，但问题是像日本这样捡了便宜还卖乖的主，它是肯轻易把咽到嘴里的肉给吐出来的吗？
同时，调查团对内田“焦土演说”的态度也说明，你来横的，人家也不一定买账，还心生厌恶，所以话还要好好地说，就像老蒋所指示的那样，为博同情（国联及国际舆论的同情），对《报告书》“宜取温和态度”。
这么说吧，其实在国联还没开会审议报告书之前，中国方面已经判定，报告书大体上对中国是有利的，“东三省自治政府”听起来尽管不是很爽，但暂时还可以接受。
当然要嚷了。因为这是在国联审议前，你不多喊两声，别人一定认为你得了大便宜，偷着在家乐呢，到国联正式开会时要想讨价还价就难了。同时国内舆论也很厉害，如果政府看上去过于软弱，很容易引起各派势力的攻击。
在报告书送达日本政府之前，那个习惯做完事再考虑后果或基本不考虑后果的内田外相已经提前一步，突破了犬养内阁“不承认”的政策界限，于9月15日正式承认“满洲国”。
内田还没来得及开口，陆相荒木就抢先发了一飙，而且语惊四座——“报告书不过是一篇旅行日志”！
所谓东北自治方案，其实就是否认了“满洲国”的“独立”地位，一山不容二虎，请问以后这个不被承认的“满洲国”往哪儿摆，这是绝对不能认可、绝对不能容许的。
对这场世人瞩目的外交大战，中日双方都不敢有半点松懈和马虎，因为谁都知道输不起。
内田表面装着一副老子什么都不怕的架势，但实际上也心虚得很。此前在国联的几番争斗，连日本人都看出自己的国联代表远非中国外交家的对手，根本不在一个档次，芳泽、佐藤、松平都像是来给施肇基、颜惠庆他们提鞋拎包的，而且在现场越说不过越急，越急越露拙，为此出尽了洋相。
翻来捡去，总算让内田找到了一位。此位仁兄就是淞沪战役中担任首相特使，在国内一向雄辩滔滔，看上去很有口才（注意，一定要注明是国内）的松冈洋右。
见外相对自己如此器重，松冈的自我感觉也一下子膨胀起来，当下便摇头摆尾，拍马上阵，担任日本出席国联会议的首席代表。
由于吃了上次的苦头（“焦土”演说的那一次），内田这回也意识到找人帮腔的重要性了。
先是通过伪满之口，宣布满洲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这是拍美国人马屁，你不是就想到处做生意吗？欢迎。
接着又派人去各国游说。说难听点，其实就是撞大运，因为此时日本在国际上的人缘已经差到不能再差了，除了它自己和国内狂热的民众，就没一个说它好、说它做得对的。内田的意思是，说不定哪个国家会被我们两三句好话一骗就站在我们这一边呢。
大家不用感到奇怪，因为日本人的思维方式非常独特，他们一向都喜欢这么一相情愿，而且已经成了习惯，直到现在都改不了。比如说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一参拜的话，肯定中韩反对，日本与上述国家的外交关系也注定会蒙上阴影，甚至还可能降至冰点。但知道是知道，还是有人照做不误。理由就是，没准中韩不会反对呢，或者它们已经理解我们的想法了吧。
面对这次在国联的终极大战，中国方面同样精英尽出，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老将新锐，扛鼎的全都用上了，他们作为出席国联会议的中方代表，齐齐驻扎日内瓦。
原先中国常驻国联的工作人员只有二三十人，现在一下子扩充到一百多人。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中国都是志在必得。
在与列强拉关系套近乎方面，能人们各出各的招。顾维钧去探美国人的口风，颜惠庆则去完成一项当时对中国非常重要，但看上去似乎也是更加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跟苏联复交。
老蒋一直把日苏看做是红白两大帝国，反正就是觉得它们对中国都没安什么好心，所以都得提防着。对此，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观点，叫做“倭患急而俄患缓，俄患大而倭患小”，打个比方，就是在欺负中国这件事上，日本喜欢吃快餐而苏联爱细嚼慢咽，吃快餐的那个性子急但实际上是个没头苍蝇，相对来说危害还小一些；苏联则不一样，这是个有心计有城府的，他的胃口实际上大得很，轻易你根本玩不过他。
当年的清朝修补匠李鸿章搞联俄制日，实践证明效果并不好，这条道走不通。那么我们走“革命外交”，既制俄又制日呢，“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就给你颜色看了。
遇到的倒霉事多了，老蒋渐渐琢磨出味道来了，以前一边倒的“联俄制日”固然不行，现在把两个恶邻居都一齐得罪光了其实也不对。
就拿老蒋的那句名言来说吧，“倭患急”，但只要不急到一定的程度，尚在能忍受的范围之内，就优先对付“俄患大”，也就是容忍日本人，对付俄国人。但如果“倭患”急得太过分，让人实在受不了了，也就只能在“俄患缓”方面让步，跟老毛子站一边儿，然后集中精力对付日本人。
其实说穿了全是斗心眼，这就是政治，国内国外都一样。老实一点的人还真干不了这个。
“九.一八”事变后，“倭患”越来越急，如果能够用“俄”来牵制一下“倭”显然是很有必要的。
“中东路事件”没处理完当然是一个原因，东北军政当局弄出来的那个《伯力协定》不是中国政府一直不肯承认吗？斯大林不爽，这就成了大家心里的一个疙瘩。
李鸿章的那套联俄制日，其实还没出手，就被日本人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最恨这个。
那个时候的苏联尚处在恢复和上升期，运动也没像后来那样成功和火爆，在全球范围内，“反苏”甚至一度成为一句时髦口号。
日本人多精啊，它来得正好，就天天把这句口号放在嘴边念叨，作为自己在远东横冲直撞的一个绝佳理由。
国联里面最大的就是英法，美国虽没进入国联，但实际影响力并不比前二位差，还有这么多欧美国家，大家都把苏联看成外星人，压根儿就不愿答理它。如果贸然跟苏联有了那么一点瓜葛，人家躲你还来不及，那国联的官司还要不要打了？
这一点别说政府要员心知肚明，就连当时的一般公务员都了解。马占山的代表不是一听调查团提到“为什么你们部队的臂章是红色的”就紧张吗？他当场非得使足劲把与苏联的关系给撇清不可。
随着苏联的能力渐渐显山露水，有很多迹象表明，连美国这样的纯“自由主义国家”竟然也出现了承认苏联的苗头。
这大大消减了中国与苏联复交的心理障碍：你们都跟他抛媚眼了，我跟他拉拉手有什么不可以？
上面是这么说的：大家一定不能忘记满洲还有一个苏联，它在这里有一个中东路，还有历史上大大小小的一些利益。要解决满洲问题，苏联不加入不行，否则就是解决了也等于一场空（“解决时倘忽略苏联之重大利益，则此项解决必不能持久”）。
调查团的背后，实际上就是英美法这些国家在说话。他们都说了，满洲问题得把苏联拉进来，不然搞不定。那就得照着方子抓药啊。
再者说，你不理苏联也不行啊。你不理它，它连自己的“满洲权益”也可以不管，听任关东军打过来，就知道一个劲地装傻，结果弄得小日本在东北更加肆无忌惮，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如此发展下去，两个家伙合起来欺负中国人都有可能。
比如我们熟知的乒乓外交，据说事情非常偶然。当时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在日本举办，美国和中国都参加了。
与中国比起来，美国的乒乓球水平自然是不高，不过他们的娱乐精神向来出类拔萃，赢了固然可喜，输了也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有一个美国队员要从训练馆去体育馆比赛，可是当时没班车了，这时正好有一辆大轿车开过来，他就上去搭了顺风车。令他大吃一惊的是，上去以后才发现这是一个中国代表团的车，里面全是中国人。更令他诧异的是，这些中国人对他非常友好，其中一个运动员不仅主动向他打招呼，还把一幅精美的杭州织锦送给他做礼物。
这个运动员就是中国乒乓坛的传奇人物——庄则栋。由此开始，中美关系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被称之为“小球转动了大球”。
没有接触过有关中美建交当事人的回忆录，不知道当时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不过就这个“巧遇”的段子，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相信这是纯粹的巧合。因为你要知道那是什么时候，人人避美帝唯恐不及，出了国也一样，而且事情哪有这么巧，正好车子捎上了美国老外，又正好庄则栋身上藏着一块织锦——织锦并不是手帕，也不属于日本特产，他天天放兜里干吗？
况且庄则栋再能耐，他也不会或者说不敢随随便便和一不认识的美国佬搭讪并且赠送礼物，要知道国家队也是有组织纪律的，这么多人都看见了，不怕回去被当成“里通外国”或者“涉外间谍”的活典型？
倒是那老外运动员真是巧了。因为庄则栋送他礼物后，他摸遍了全身，找不出合适的东西来送。后来还是去商店买了件衣服才算还了这个人情。
所以在某些事情上，契机是一定有的，但要让小球真正具备转动大球的能量，没有一点智慧和必要的准备是肯定不行的。
会议在日内瓦召开。热闹是足够热闹，一下子来了63个国家，连美国、苏联这样的非成员国也来了。来了之后各国提裁军方案，可提来提去都是要对别人动刀子，轮到自己就没一个痛快的。所以会开了5个月，争来争去，大家除提高了扯皮兼扯淡的水平外，还是一点结果没有。
中国参加会议的代表是颜惠庆，鉴于本国差劲的武器装备，他也只有旁边听听的份儿，反正要裁也裁不到中国人头上——你总不能把汉阳造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予以销毁吧。
这课听得实在兴味索然，颜惠庆就跟旁边的苏联政府外交委员会主席李维诺夫在下面说悄悄话。就在这次谈话中，两人找到了共同话题，那就是两国对复交都很感兴趣。
中国方面害怕苏联到最后索性跟日本人站一堆去，而苏联方面既抽不出精力来管远东的事，又不甘心它在东北的利益白白受损，所以双方都希望把距离拉得更近一点。
有了愿望，下面的事情就好办了。一个小小的乒乓球都能支起两个大国的外交，那能想出来的办法岂不是太多？
一切都在悄悄地进行之中。1932年12月12日，各国都听到了一个令他们吃惊的消息。
一天之内，复交手续全部办完，十分的麻利，效果也立竿见影。第二天，日本就作出反应，干脆利落地正式拒绝了此前苏联反复提出的一个建议——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
还互不侵犯呢，原来你一直偷偷地跟中国搞在一起，想忽悠我。以后再不上你的当了。
日本国内舆论也忙开了，反苏这杆旗又被举了起来，外务省发表声明，表示“深深忧虑”。
看到日本“忧虑”，老蒋自然高兴了，亲者痛仇者快嘛，看来中苏复交这步棋是走对了。
现在，让我们拿出更多勇气，随着报告书进入国联审议阶段，中日双方的加速赛跑已经开始了。
松冈：我还没准备好，报告书学习得不够深入扎实，需要时间“仔细研究”，所以希望理事会能在6个星期后再审议。
这就跟发令枪已经打响，刘翔的都撅起来了，然后却有个选手跑出来说：报告裁判，我裤子松了，回去换条新的先，咱6个星期后重赛吧。
但彼时的中国代表不是后来的刘飞人。日本耍赖皮，国联还真拿他没办法。毕竟这是围绕着两个国家的事，少了谁这会也开不成啊。
这可把松冈给得意坏了，他把日本人爱占小便宜的习性也搬到了国联，认为自己沾了光，无论如何算是大功一件。
松冈说，报告书看过了，说的什么嘛，李顿这帮人到底有没有认真调查过（画外音：早知道他们这么不仗义，当初都不管他们饭）？
——打住，松冈先生，你可以尽情发挥你“出众的口才”，但请务必注明，“无组织国家”是你的前任佐藤尚武的专利，而且早就被中国的颜惠庆驳倒过一次了，这种拾来的牙慧可不值钱哦。
算了，我们就不要对这位松冈先生要求太高了，他就这水平，下面再耐着性子听他说下去。
松冈：中国这个“没有组织的国家”一贯排外，不守条约信义（这说的不就是你们日本吗？难怪特征抓得如此准确），不打怎么行。另外，“满洲国”的建立纯系“自发”，我们政府曾训令文武官员一律不得参与其中（至少关东军不在此列吧）。
当然，松冈是绝不能同意报告书中所提出的建议的。不过他自己倒献了一“计”——其实也不是什么新发明，纯属老一套，那就是抛开国联，由中日双方直接谈判。
等到中国代表顾维钧一站上讲台，各国代表都伸直了脖子，竖起了耳朵，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唯恐漏掉这位外交界传奇人物的只言片语。
你还别说夸张。当年老顾在巴黎和会上的确是风采照人，无能夺其右者，给西方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开巴黎和会那一年，顾维钧刚满30岁，但已经显示出了相当高超的外交技巧和卓尔不群的答辩能力。
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你要说日本有理也有理。除了早先的“二十一条”外，在一战前，英法意还曾背着中国，跟日本政府签了一个秘密协定，那就是只要日本答应对德宣战，一旦战胜就把后者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到这时候，日本人就把这笔账翻出来，说早知道山东没我们的份，那我们干吗来帮你们打德国兵。
更使人感到尴尬和难以辩驳的是，就在一战结束前，由于北洋政府先前向日本借了笔款，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之一，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竟然跟日本搞了一个《山东问题换文》，“欣然同意”日本在山东扩张权益。
当时出席巴黎和会的日方全权代表就是西园寺公望。他不依不饶，紧抓住“换文问题”不放：咱们退一步，就算因为中国参战，一战前的条约可以作废，那“换文”怎么解释？这是中国参战以后亲口答应我们的，不能说话不算数吧。
美国总统威尔逊一向以公正自居，也在和会上这样质问中国代表：你们说日本跟你们签的条约都是强迫的，然而签“换文”的时候，一战都快结束了，日本也没逼你们，是你们自己“欣然同意”的，能怪谁？
中国代表团在出席和会之前，并不知道还有“换文”这档子事，一下子就僵在当场。
顾氏之演讲，可用声情并茂、讲究策略、有理有据、善抓要害来概括，堪称外交演说之绝版巨作。
声情并茂：一战期间，我们中国光劳工就向欧洲输送了14万（以中国这样一穷二白的状况，容易吗我们），有万名华工死于残酷的战争，而这些人大多来自中国山东。
讲究策略：首先，我要感谢你们日本，感谢什么呢，是你们帮助我们中国把德国鬼子给赶跑了，要不然哪来的一战胜利呢。但是你们要好人做到底嘛，总不能赶走了一个德国鬼子，又来一个日本鬼子吧。
不管是“二十一条”还是“换约问题”，都是对日本有利的，老顾提都没提，一个弯子就绕了过去。
有理有据：你们说日本离开山东会很难过，我们不光是难过，半条命都要没了好吧。山东对中国的重要性，文化、地理、经济，哪一样都是骨肉相连。
这些数据老顾是信手拈来，都在肚子里存着呢，跟计算机数据库似的，一条都不会漏掉。
讲事情关键是能点到要害，到“有理有据”结束时，顾维钧用一句相当出彩的话画龙点睛，直击问题的要害——
诸位不是还拎不清山东对中国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失去山东的痛苦吗？想想看吧，有一天，你们突然失去上帝或者上帝曾降临的圣地从地球上消失，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大家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全场掌声雷动，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以及在场的各国代表都纷纷站起身，向年轻的顾维钧表示祝贺和由衷的钦佩。连作为日本代表的西园寺，也主动走过去与之握手——虽然各为其主，但西园寺毕竟也是日本政坛难得的磊落坦荡之人，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
好了，坐在国联理事会会场的人们，再好好听我们顾维钧给大家上一堂精彩的演说课吧，题目就叫：论日本代表松冈之胡说八道。
声情并茂：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这次做得不错，我要对他们表示感谢（到现在为止，大概这句话国联听得最舒服）。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日本人太过分了，调查团在东北期间，我们几乎是被他们弄得寸步难行啊。我是调查团的中国顾问，这一点我本人完全可以作证（一个中国顾问身份拿来随手就用，老顾真牛）。
先夸调查团，肯定成绩，也就等于基本肯定了报告书的结论，同时把日本人在调查团调查期间的恶行揭发出来，先给与会代表留下一个印象：日本从一开始就想阻挠调查，当然不会同意报告书的调查结果和解决方案。
讲究策略：松冈说中国排外，事实上绝不可能，我有论据可说明一切——知道一帮老外最关心中国是否排外的问题，这个东西得咬死了，所以就有了下面的“有理有据”。
有理有据：我国现有外侨36万人以上，外国商店8200多家，还有7500多名传教士散居内地，他们的安全都得到了政府的保证。此外，我们政府机关里聘用的外国人也不少，几千人哪，仅中央各部委的外国顾问和专家就有40多人。
从头至尾，他没有一个字提到对报告书的褒贬或同意与否，但意思早就蕴涵其中。他公开表明态度的只是一点，那就是报告书中要求任何解决办法都要依据国际公法。依据这个原则，松冈说要由中日双方直接谈判，中国绝难接受。
最后，顾维钧提醒理事会，先前国联已经作出过多次决议，都是让日本从东北撤兵的，到现在虽未实现，但还都在有效期内。要解决中日纠纷，撤军是首要的先决条件。
松冈急啊，理事会碰到一个顾维钧，这人太厉害了，比传说中还要猛，根本说不过他。然后等到开大会，好不容易顾维钧坐到了后面，前面换上了首席代表颜惠庆，本想能喘口气了，没想到这姓颜的也是个湖，讲话滴水不漏、风雨不透，弄得日方代表这边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本来嘛，中国人排兵布阵，压轴的都是高手，颜惠庆位列首席，你说能差到哪儿去。
说实话，国联的气氛，松冈很不适应，没什么拥趸和粉丝啊。要知道，他在日本国内，可是偶像明星级人物，那家伙，底下人山人海，他在台上就是放个屁，下面都是一片欢呼。
时人有言：自从有了松冈，日本就从无声电影过渡到了配音电影，意思是那些欢呼喝彩千篇一律，就像卡拉OK中的自动鼓掌操作按钮一样，你只要轻轻一按，聒噪声马上就都出来了。
知道星爷的无厘头吗，开始他还需要做两个招牌动作，后来据说只要一出场，不管说什么话，做什么动作，大家都笑，已经条件反射了。那时的松冈就享有这种待遇。
在最需要煽情也充满煽情的时代，这哥们儿用他那自以为生动的表情和动作时刻提示你：信冈哥，得永生！
为什么不能把国内的精彩复制到国外来呢？或者如果用星爷来打比方：为什么我在港台（后还包括大陆）一露面，不让观众笑观众都要笑，而到了国外，就算挠老外的痒痒，人家都不笑了呢？
松冈是强人，他不信这个邪。扒拉了半天，从他的国内演讲稿中翻出了一篇最叫座的，题目就唤做“十字架上的日本”。
很煽情啊，同志们。听听文章里面是怎么说的：欧美这些国家各个没安好心，都想把日本钉在十字架上处死，可我们日本不怕，因为我们是正义的，是光荣的，是伟大的，以后必将“为世人所理解”。
这篇东西还特别长，讲起来要花一个半小时，真可谓是老太婆的裹脚布，但据说在日本国内极受欢迎，可用“好评如潮”来形容。
满怀憧憬的松冈便在国联大会上念起了他的这篇得意之作，还没读一半，他偷偷地往各国代表席位上一瞧，心里便凉了半截。
没有欢呼，没有鼓掌也就算了，有的人昏昏欲睡也算了，毕竟你一口气讲完不觉得累，人家听的还觉得累呢，让松冈搞不懂的是，好些代表还面露气愤之色。
当然气愤了，你日本什么玩意儿，竟然把自己比作是十字架上的主耶稣，我们都是犹大、是罪人、是恶魔？！
尤其是一些基督教国家，平时把耶稣敬得比天都大，听松冈如此言语，真恨不得把他拖下来海扁一顿。
看来这个松冈真是个自以为是、徒有其表的货，你在美国也生活了这么多年，不知道西方人最忌讳什么，最反感什么？
毫不奇怪，除了日本人以外的“世人”都不“理解”这篇大作，松冈算是白激动了一把。
这个“十九国委员会”就是国联大会在处理“一.二八”淞沪会战时成立的那个机构。
委员会在李顿报告书的基础上重新搞了一个裁决报告，然后分别送达中日两国过目。
除了要求日本撤兵，决定设立包括美苏在内的调停委员会等内容之外，裁决报告还规定了两个原则。
一看到“不承认满洲国”那几个字，日本就气炸了肺。满洲现在就在我手里，而且我自己都厚着脸皮先承认了“满洲国”，你们却还是不肯让我快活，真是岂有此理。
中国方面自然也对第一条原则不舒服，不过此时无论是最高决策层还是外交部都已达成共识，即裁决报告大致符合中方利益，可以接受。
一个大光其火，一个愿意接受，“十九国委员会”知道满洲不是上海，凭自己的本事难以摆平，只好把裁决报告提至国联大会，由大会来进行裁决。
最后除述没有什么，无非是中日双方表明态度。和先前一样，对裁决报告，日本死也不认可，中国则表示无条件接受。
妙趣横生的是辩论部分，可以看出，日方代表不仅长篇论述不行，在现场应变方面也大大逊色于中国外交家。
“田中奏折”上面的那两句话确实很有杀伤力，欲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而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如果这两句话属实，那就证明“九.一八”事变、“满洲国”都是日本政府在蓄谋已久的情况下制造出来的。
我们现在知道“田中奏折”极可能不是田中亲笔，“九.一八”事变实际上是关东军主谋，但当时“田中奏折”在民间流传很广，一时难辨真伪。
松冈当然也清楚这件事。不过他自己不可能是亲历者，田中当大臣做首相的时候，他还在满铁混饭吃呢，所以也是道听途说。
听颜惠庆一说，他倒来了机灵：“田中奏折”是给天皇看的，看完了就得收在皇宫档案里，不能外传，我们报纸也没登过，上级传达的文件里又没有，他们中国人怎么可能知道？
这小子以为抓到了把柄，马上反戈一击，说压根就没这回事，不能红口白牙诬赖好人，你得有证据。
这兄弟估计没事做也喜欢编书混稿费，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制造噱头，他在书中提到了连自己也没见过的“田中奏折”，而且不久之后竟然把这事给忘了。
现在人家拿着他的书问他，你说没有“田中奏折”，那你怎么把这事说得活灵活现的，难道你说的话都是假的？
最后结果完全没有超出大家的预想，除日本1票反对、泰国弃权外，包括中国在内的42票赞成。决议以压倒性多数通过。
此时会议还没结束，松冈走上台读了一段声明，大意就是既然你们不帮我，老子不玩了（“与国联合作之努力已达终点”）。朗读完毕，又用日语咕嘟了一句“萨有哪啦！”——这句我懂，小鬼子经常说，就是再见嘛。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史料上记载，松冈是“脸色铁青”地读声明，“微笑”着退场的。
与会代表面面相觑，都被日本人雷倒了，不就是没投你票吗，这算什么，耍大牌？
当初内田把松冈作为“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派出国那是寄予厚望的，要他巧为斡旋，改变不利提案，至少要让国联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
谁知道结果会这么惨，来了以后什么都没改变，讲，讲不赢，辩，辩不过，最后弄了个比分，还是42比1（要不是泰国人给了点面子，就是43比1了），简直就等于集体来丢丑的。
眼看败局已定，出来时又吹过老牛，这个样子回去岂不是声名扫地，爬都爬不起来了？
作为外交人员，松冈不会完全不考虑他此举的后果。表决失败，那是全世界不给日本面子，而选择退出，却是日本不想再给全世界面子。
在日本代表团出发前，一位评论家就刊登了一封公开信，希望代表团成员能够“牺牲个人一时之荣誉，为国家谋取百年之福，而不可牺牲国家前途，以谋个人之成功，博一般浅见者之喝彩”。
元老西园寺在给松冈饯行时也特别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不管结果如何，不要做退出国联这样的冲动之举。
要成为一个一流的外交家，并不是光会煽情就行啊，在这方面，松冈君真是连培养的价值都没有。
如果往前倒数，日本的外交界也不是没出过识时务的，明治时代就有：陆奥宗光和小村寿太郎。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英法俄忽然提出来，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当时日本舆论界一片哗然，认为辽东半岛是“帝国军人流血得来的，怎么可以随便放弃”，时任外相的陆奥在审时度势后，却表示可以接受，让清朝政府掏银子赎了回去。
日人皆称其为软弱无能。可是后来才知道，如果当时不软这么一下的话，不仅辽东可能保不住，连中国的银子也别想要。
那是在日俄战争的末期。日俄进行谈判，结果实际上是日本做出了让步，打了半天，死了那么多人，损失了白花花好多日洋，只讨得一个旅大和南铁，还不算它自个儿的，属于租房子用。
日本老百姓哪答应啊。谈判的家伙是白痴啊，我们都打赢了，为什么不把老毛子的中东路全夺过来，还有西伯利亚什么的也割让给我们，顺便再让他们赔钱？
全国各地到处是一片反对讲和的呼声，大白天的，还有人提着灯在街上喊口号，那意思就是准备给外务省的人送终了。
主持谈判的小村外相一声不吭，坐着船回了国，到家后见到儿子，冒出一句：原来你还活着啊，我以为你早就被（的人群）打死了。
过了很长时间，日本人总算才整明白，原来这场战争不是人家俄国人撑不住，而是自己先撑不住了：参战日军其时已达极限，连弹药都快用完了，再打下去根本就没有一点取胜的希望。
明治时代，日本政府还有个政府的样子，知道进退的道理，民众也没那么狂热，当然各种类型的愤青更没这么多，到了松冈这个年代，你再“忍辱负重”试试看，等着挨枪子吧你，犬养毅就是个再好不过的例子，更何况松冈本人就是靠“肌肉男”的形象混饭吃的。
玩造型归玩造型，你别看松冈退场的时候一副男子汉敢作敢当的样子，其实他心里挺虚的。毕竟是完败嘛，骗不了内行。所以他一路上都忐忑不安，不知道回国后将面临什么样的结局，心里也早就打了腹稿，编好了“自己的失败”、“向国家谢罪”这些话，时刻准备在国人报以老拳或扔臭鸡蛋过来时装一把孙子，讨一回饶。
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国内早就一片欢腾，那调调就像是日本得了42张赞成票一样。
松冈的丑态表演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可，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着赞颂他的话，特别是松冈那几处比较拉风的动作和语言，都在媒体上得到了细致入微的放大描述——
就在各国“群魔乱舞”之际，我们的松冈勇敢地喊出一句“萨有哪啦”，真是帅呆了。
国联“不顾正义舆论的反对”，“悍然”通过裁决报告，我们的松冈毅然决然当场退出，没给这伙人以任何可乘之机。
松冈君，请您谈谈，您在深入虎穴的情况下，是如何做出这种英雄壮举的？当时到底是怎样想的？
松冈演说不行，表演功底却一直不错，马上就转忧为喜，又拿出了先前“肌肉男”的风采：
我只是按照我平时的做法去做罢了，当樱花散尽之刻才是最美丽的，那个时候正是发扬我日本精神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松冈当时有多火，想想后来的那个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吧，一大把年纪了，据他自己透露，追他的女人至少两位数。
看到松冈如此“成功”，就连西园寺这样原先还算头脑清醒的人也动摇了：实在没有办法，看来只好退出国联了。
这就像是虽然千辛万苦打赢了法院官司，结果输了的一方不认账：我不归你那个地方管，法院判了也是白判。
中国当然不甘心，找到国联，要求继续主持公道，至少在日本履行大会决议以前，不能想退出就退出。如果日本拒不执行决议，也应该予以“集体制裁”。
英法自己还在德国的日益崛起前战战兢兢呢，一战“凡尔登绞肉机”的残酷记忆早就在心理上压垮了他们，欧洲那边就够他们烦的了，如何愿意在远东为了一个跟自己没有多少利益关系的中国耗费精神。
美国倒是越来越强悍了，但那时候从上到下，从政府到国民都不愿意当出头椽子——不是现在，动不动就是国际警察，领着一帮小兄弟“先发制人”，看谁不顺眼就先灭了谁。
苏联，且不说斯大林愿意跟中国复交的目的，其实是要把中国当枪使，帮它挡着日本人（够阴暗吧），就算它愿意，又有几个国家肯听它的？
这些国家当时的所作所为，后来被套上了一个统一的帽子，叫做绥靖政策，当然具体到不同的国家又各有特色，比如英法叫“和平主义”，美国叫“孤立主义”，苏联一般不列进去，但其实做法上也差不了多少，反正一个意思，都不愿意出头，情愿去打酱油，做俯卧撑，也不肯管你们这些小国弱国的那点烂事。
没辙了，虽然赢了官司，但判决书等于一纸空文。东北，还被占着，“满洲国”依然堂而皇之地存在。
正所谓希望大，失望更大。之前中国几乎把所有能押的宝都押在国联和英美上面了，本来官司已经打赢，上上下下就准备搞庆祝活动了，万没料到随着日本的退出，一切竟都成了电光泡影。
曾经坚定地认为“外交为无形之战争，其成败胜负之价值，则超于任何一切战争之上”的老蒋也大失所望，认为这些西方国家说得好听，其实到头来也就是骂日本人两句罢了，对中国什么忙也没帮到（“列强所谓助我者，仅予日本以一骂”）。
国内舆论也一改先前对国联和英美的推崇，愤愤不平之声不绝于耳，更有人连李顿调查团都恨上了，说他们就是一旅行团，跑中国来旅游一趟，什么实事也没给我们办（这一点日本陆相荒木贞夫倒有同感）。
一年后，文字辛辣的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对国人无比失落的心态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不仅丧失了自信力，连“他信力”都一并丢掉了，只能“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
这种沮丧的场面和心情，倘若硬要拿一个东西来作比方的线年代初北京申奥失败。
《日本真相》的作者高宗武回忆，在日本退出国联以前，一般中国人都认为英美会出来给自己主持公道，而像英美这样的强国，拿捏一个小小的日本也肯定不在话下。
按高宗武的说法，当时中国外交以英美为中心，要在外交部混，没有一个英美出身的文凭，人家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所以就连办日本外交的，都是一些英美留学生。大家都以为，只要把英美那一关打通了，就一通百通，日本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日本退出国联后，国联的决议没法执行，英美派就蔫了，这才知道西方大国也有搞不定或者说不肯搞不敢搞的时候。
高宗武本人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政法系，虽然也是学的政治外交，起初却根本进不了外交部（“政治学西洋，军事学东洋”嘛，小高把次序弄错了），只能在大学里教教书，写写文章。
也就在这时候，他发表在报刊上有关评述日本政坛的文章，先后得到了国内军政两界的顶级人物蒋介石、汪精卫（以行政院院长身份兼外交部长）的重视和垂青。
老蒋甚至亲自把高老师请到家里，聆听他的见解。一年后，他正式进入外交部，没多长时间就从一个普通科员，跃升为亚洲司科长、副司长。第二年又成为亚洲司司长，参与对日重大交涉。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一下子连升三级，成为对日外交执牛耳的人物，这在民国前后的政坛上也是相当少见的。可见当时的“国联外交失败”，对中国外交政策以及人事安排所造成的重大影响。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中国的这次外交大战似乎真的是“失败”了。但我们要知道，松冈的所谓“胜利”也不过是皇帝的新装，那是假的，日本才是惨败。
我们现在有条件可以看得更远（当然未必能站得更高），所以我愿意拿巴黎和会来作一个对比。
如果告诉你，巴黎和会其实是中国赢了，你很有可能会说是胡扯。但在这个问题上，事实胜于雄辩。
在那次外交活动中，顾维钧们采用了拒签的办法，一般的解释都认为是中国外交官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此举来维护国家的尊严。
难道仅此而已吗？或者说，他们此举的意义，只是为了证明中国可以向列强说不吗？
倘若是这样，那我们就等于是把顾维钧看成了又一个松冈，无形中降低了中国外交官的层次和分量。
是的，顾维钧是拒签了，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日本在山东的统治权无法获得国际公法的承认。
当时由于代表团团长陆征祥住院，实际已由顾维钧主持全局，而顾维钧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
他注意到和会有这样一个规定，就是说，只要参加和约签署，就能成为即将成立的国联的创始会员国。但这个规定并没有说所有和约都要签，而之前中国已经签署了对奥和约。
老顾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我不签对德和约，其实一点事都没有，中国照样能进国联，参与国际事务。
退路，已经找好了，哪像松冈，跟个愣头青差不多，做的事那叫一个蠢，简直是自绝于世界人民啊。
结果第二年，国联成立，中国顺理成章地以创始会员国的身份进入（就像“二战”结束，同样以这个身份加入联合国一样）。这时的顾维钧已是名声大噪，国联里面没有不认识他的，在他的操持下，中国当年就被选为国联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
这个事情当时是被大书特书的。因为按照规定，国联理事会设4个常任理事国，4个非常任理事国，中小国家能抢的就是后4个，那真是要挤破头的。
结果给中国抢到一个，作为一个标准的小国（不是以面积大小而论的），能跟大国们并排坐一起纵论天下大事，那感觉不要太好啊。
中国国内为之欢欣鼓舞，连当时与北洋政府唱对台戏的南方政府都专门发来贺电，庆祝这一外交胜利。
可是有谁知道，这一机会其实早在一年前的巴黎和会上就已经被中国牢牢捕捉到了。
第三年，作为中国驻国联代表的顾维钧官运亨通，先是被任命为修改国联盟约委员会委员，后又当选为理事会主席（这两个位置有多重要，同志们就自己想吧）。
正好那一年年底开华盛顿会议，顾维钧往里面一坐，中国代表的声音都高了好几个八度——在座人等，谁不卖国联理事会主席三分薄面。结果山东问题竟成了那次议题庞杂的大会的主题，所有历史遗留问题，前面的，后面的，一道打包，同时解决。
除胶济铁路由中国赎还，管理权仍为日本保持5年外，会议要求胶州、青岛等必须归还中国。当然这里面还留了点尾巴，比如日本实际一直保持着对青岛的影响力，但已无碍大局。
我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假设，要没有顾主席亲自坐镇，以中国这样弱小的国力和微不足道的国际地位，要达成这样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是相当困难的；换一个位置思考，日本就真的是吃大亏了，毕竟它参加一战的很大一部分动因，就是指望着给它山东，现在出了钱（军费），死了人（伤亡），却竹篮打水一场空，等于什么都没捞到，你说它冤不冤。
民国老记者曹聚仁就在《采访本记》中记载，华盛顿会议召开后，回国的日本代表曾备受舆论的指责，而日本军界闻知消息，也一片沮丧，相当气馁。
甚至我们还可以做一个相反的假设。假使山东仍牢牢掌握在日本手里，那到昭和军阀“崛起”时，这里完全有可能成为另一个满洲，而山东一旦出事，对中国的危害无疑是心脏上又插了一把利刃。
弱国无外交。这句话当然没有错，但我们必须同时知道，就是我们这样的弱国，曾经依靠一批很强的外交家，愣是在丛棘密布的国际外交舞台上杀出过一条条血路。
下棋要布大局，看事要看长远，从这个层面上讲，国联交涉和巴黎和会一样，别看当时好像被“将”住了，但真正被“将”住的不是我们，而是对手。
松冈作秀和日本退出国联，是一种自绝于人民的愚蠢举动，后面还要跟一句，那就是绝没有好下场。
日本退出国联，就等于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从此成了地道的孤家寡人。而它自己，更加不知收敛，朝着疯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想收都收不住了。
这就跟个人一样，没人管，然后吸毒、抢劫、杀人，什么都干，越干越离谱，而他自己还浑然不觉。
先前英美法都只盯着一个国家，那就是德国，就怕这孙子像一战前那样突然发狂，弄出乱子来。所谓绥靖政策，表面上都在让你，甚至不惜牺牲弱国小国的利益来迁就你，但这并不等于它们不防你。
当然没错。可是怕你的同时，他们在家里可没闲着，都在准备呢，就准备等你发狂制不住的时候抽你。
抛开正义和非主义不谈，实力也是决定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如果这些国家都不进行积极的备战，打不打得赢德国人还真得两说，至少得多拖两年吧。
现在日本退出国联，把自己的位置就搬到德国一道去了。从此，英美警惕的国家就多出了一个日本，把它也当成了自己的假想敌。
日本当然挑衅在先，但一个巴掌拍不响，英美要是对日本好点，还会弄到那个地步？
据说，在之类的毒品还没大量面世之前，有人为了找刺激，就用砒霜来代替。
当然不能一次灌一大包，那是要立刻翘辫子的。它是“每天爱你多一点”，小剂量地服用，你还别说，吃下去也能找到一点飘飘欲仙的感觉（此处依据资料，请勿盲目尝试）。
时间一长，吃砒霜就上了瘾，到了欲罢不能的程度，心里知道不能再吃了，可就是停不下来，直到最后中毒而亡，宣布game over。
如果把“砒霜客”换成国家，“二战”中的日本肯定能够入选。某一些程度上，它后来就是这样被自己亲手毒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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